深圳GDP於2017年首次超越香港，三十多年前深圳依靠國家特殊政策，港商投資設廠，經濟起步；二十年前還是「山寨城市」，透過不斷發展，向高新技術轉型；近十年經濟飛躍，特別在創科、高科技發展投入，已趕及發達國家。很多人說，深圳的崛起受益於國家支援政策，但為甚麼早年四個經濟特區之中，唯獨深圳做得風生水起？「深圳速度」代表了甚麼？這種經驗，為甚麼沒有其他城市可以複製？

內地的改革開放，港人敢為天下先。鄧小平七八年底提出「對內改革，對外開放」後翌年，伍淑清便在北京開辦了全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，經營航空食品。敢於拓荒的還有工程師出身的胡應湘，胡應湘投資興建廣珠深高速公路、電廠、口岸聯檢大樓，帶動珠三角的經濟發展。兩位改革先行者，回憶改革開放的進程，以及港人扮演了甚麼角色？

八十年代本港製造業逐漸式微，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，受惠於人口紅利及廉價土地資源，不少香港商人帶著資金和技術回到內地尋機遇，揭開珠三角地區逐步成為「世界工廠」的序幕。梁鍾銘把玩具加工工序搬到東莞，由來料加工、貼牌加工起家，建立自己的品牌；而飛達帽業集團主席顏寶鈴，八十年代到深圳開設帽廠，面對近年人口紅利消失、成本上漲等環境，她跟隨中國推動的「一帶一路」策略出走孟加拉，為面臨寒冬的製造業尋找生存空間。

改革開放之初，酒店賓館需求龐大，霍英東家族先後投資興建中山溫泉賓館和廣州白天鵝賓館，示範現代化酒店管理模式，為內地培訓首批酒店業人才，影響深遠；土地方面，得益於香港一群有志之士，將香港房地產制度帶入內地，1988年上海首次土地拍賣的中英文版標書，就是由香港專業人士撰寫，深圳及上海的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，亦是向香港取經，從此改寫了內地房地產市場的發展。

被喻為「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」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，四十年前，村民由於吃不飽發起大包幹，成為改革開放的起點。隨著國家經濟急速發展，城鄉差別逐漸擴大，這條名村發展滯後，甚至被很多農村拋離。後來國家推行土地流轉制度後，全村只餘一位種糧大戶耕種，農民身份發生變化。
    一些農村因地制宜，又或利用新科技轉型發展，能成為新農村的模式嗎？沿海城市富起來，吸引農民入城成為農民工，如今他們進退兩難，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？

改革開放之初，廉價勞動力促進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，早年工業基礎薄弱、資源匱乏，部分產品建基於模仿、抄襲之上，有人形容，山寨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土壤。位於深圳的華強北，售賣各類型廉價電子零件，曾是山寨手機集散地，山寨貨品的出現，亦滿足部分消費力低的消費者訴求。近年，具影響力的中國手機、電商開始著重創新，建立起不少知名品牌，期望能擺脫長久以來製造業予人的山寨形象。要提升為「製造強國」，未來道路應該怎樣走？

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中國在國際間的影響力與日俱增，除了經濟實力，國際地位上的提升還需靠形象和軟實力。過去二十年，中國著力在不同層面，循不同方向建立國家形象，由最早期的孔子學院，到透過舉辦國際盛事、斥資到海外賣廣告等方式，向各國展示中國形象。
    本集會分析中國形象工程之優劣，未來可以透過甚麼，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？

1978年，鄧小平提出大量派遣留學生，認為這是提高中國水平的重要方法，隨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被派到美國，兩年後他們回國參與建設，影響深遠。80年代，中國推行「支持留學，鼓勵回國，來去自由」十二字方針，掀起自費留學潮流，但亦造成不少人才外流。近五年，超過230萬留學生回流返國，他們或創業或工作，在不同領域發揮作用。本集通過三代「海歸」的故事，講述他們為國家發展帶來甚麼新思維和衝擊？

改革開放中的「開放」，除了經濟貿易政策層面，還有外來人口的政策。據2011年中國官方估計，共有六十多萬名外國人現居於中國，在北京、上海、江蘇、廣東等地居住。人才的流入，有助提升中國企業創新力和國際競爭力。本集會以外國人的眼界，旁觀中國的發展方向、速度，以及對國際的影響力。而這些外國人又為甚麼選擇在中國發展？在這裡的得與失又是甚麼？

中國改革開放初期，鄧小平提出要「摸著石頭過河」，改革邁向第四十個年頭，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中國企業和資金亦隨著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「一帶一路」策略走出去。年初，一套宣傳中國成就的電影上映，一時間網絡充斥中國國力將超越美國之說，之後，中美之間發生貿易磨擦，中美關係面臨建交四十年來最大挑戰。改革開放四十周年，一場貿易戰，中國上了怎樣的一課？改革開放下一個階段如何走下去？